近代以来我国简牍之发现刍议

　　张会超

　　[关 键 词] 简牍    发现    斯坦因   数量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从史料入手，探讨了我国近代简牍最早发现的情况，认为斯坦因并不是最早发现简牍的人，而是较为科学地大规模地发掘简牍的人，近代我国简牍最早的发现是在1900年，而非1901年；接着又讨论了我国近代以来发现简牍的数量，认为目前简牍至少有30万枚，而简牍文献则有27万枚之多，简牍档案大约有25万枚。

　　probing into the discoveries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zhang huichao

　　key words: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discovery; stein; amount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earliest discovery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in 　　china in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stein was not the first man who found the slips in 　　china in modern times, but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scientifically excavated slips on a large scale. and the author announces that the earliest finding of the slips in 　　china in modern times was not in the year 1901,but was in 1900. then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amount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found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he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number of slips i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t least, but the quantity of slips documents is about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thousand, and the amount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rchives is about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三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里针对近代以来我国简牍档案发现的情况曾这样认为：“从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发现汉晋木简一百二十多枚以来，我国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档案，著名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临沂汉简、云梦秦简、悬泉汉简和郭店楚简以及长沙吴简等，总数达十七八万枚之多”。^[1]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需要更改，而相关的论述文章又不多见，就是最近出版的《简帛发现与研究》一书，也没有涉及到近代以来简牍的最早发现及其总数的问题，^[2]笔者近期又发了两篇简牍方面的文章，曾对这个话题略作阐述，可惜不太详细与系统，^[3]所以，鉴于此，有必要对近现代以来我国简牍发现的情况作一探讨。

　　一

　　简牍的出土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1]、王充的《论衡》、房玄龄的《晋书》、李延寿的《南史》等史籍都有记载。但古代简牍的出土是极有限的，而且绝大多数均已亡佚，因而可以说，真正有目的地、科学地发掘和研究，则始于近代。^[4]对于近代时期我国简牍最早出土发现的问题，有人认为：“近代我国简牍的出土是和欧洲的探险家活动分不开的，第一个在近代发现简牍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1年1月29日首次在尼雅遗址发掘了40余枚汉简”，^[4]也有人认为：“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于古楼兰遗址中发现了汉晋木简121枚”。^[5];[6]还有人认为：“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掘木简一百二十一枚”，^[2]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上述说法是不正确的。斯文·赫定（seven hedin）于1899年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亚之行，1900年3月28日在罗布泊附近考察时，在沙漠中一处遗址发现了房屋、钱币、铁斧和木雕，他的向导，一位名叫奥尔迪克（或译为艾尔迪克，《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则称之为于得克）的维吾尔族人，在回头寻找丢失的铁锹时偶然发现了“罗布沙漠中的一座古城”，但是斯文·赫定他们却没有进行发掘，“第二天我很留恋地离开这个有兴味的地方，我们不能久留了，因为炽热的夏季快到了，从我们的羊皮囊裹沿路都滴着水珠”，“我十分情愿回到那里去，不，这是愚蠢的举动！我们只有一两天水。我整个旅行计划要被推翻的，无论如何，我明年冬天一定回到沙漠来”。1901年3月3日他又来到了此地，并进行了挖掘，“我们加倍往下掘，把沙土一点一点地用手指滤过。纸片一张挨一张地现出，总共三十六张，都是写过的。我们还取出了百二十一片小竹简，同样写有文字”，“转瞬间又到了三月九日——是我们在此地的最后一天。日暮时两人和所有的骆驼从泉水那里来到了，带来十个布袋和六个羊皮囊的冰。太阳西下了，我们在古城的工作结束了”。^[7]而从斯坦因（aurel stein）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1901年1月28至2月12日斯坦因雇请民工“四五十人”在尼雅遗址持续工作了“十六天”，共获佉卢文简牍600多件，汉文简牍58件和大量木雕艺术品、丝毛品及“所有能重现那已消失世界中日常生活情景的东西”，“所以在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我只好离开这一幕有希望而富有刺激的地方，怏怏而反”，运回伦敦的文物达12木箱。^[8]这足以说明斯坦因在中国发掘到简牍确实比斯文·赫定要早，虽然只早了一个多月。

　　但是，究竟是谁在近代史上首先挖出我国古代的简牍的呢？这个问题还得从斯坦因说起。斯坦因在1901年1月去尼雅遗址的途中“适值回教禁食月末了的拉马丹月，我不得已只好日间停下，而在那里对于我所要求去的遗址年代之古远得意外的证据，我不禁喜出望外。后来我屡次探险都和我共甘苦的年轻机智的驼夫哈三阿浑访知一村夫藏有有字的木版两块，即从废址得来。当这两块木版拿到我得面前，我惊喜之余，发现这是用古代印度极西北通行的佉卢字写成的，同西元后第一世纪所通用的异常相近。这位村夫带着我从去伊马目扎法沙狄克圣地的路上拾得的这两块木版；不久我又知道原来找到木版的人名叫依布拉欣姆（ibrahim），他是村中的一位年轻胆大的磨坊主人，一年前他在圣地外古城破屋中打算找宝。不料并没有宝，只有在他看来无用的一些这种木版。他带走了六块，除去在路上抛去的以外，其余都给了他的小孩子好玩，这些自然不久都毁了。依布拉欣姆看到我重酬拾此的那位村人，不禁大悔。我不放过机会，立请依布拉欣姆作为我们队伍的向导。”^[9]从他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发现简牍的是依布拉欣姆，近代史上我国简牍的发现权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他早在1900年初就找到了这些简牍，只可惜他不识货，如同当年（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一样，发现了惊世珍贵文物，却不晓得其中的奥秘。^[10]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甲骨档案虽然早在1899年前就屡次出土，但是我们仍然认为甲骨档案的发现是从1899年开始的，因为1899年王懿荣才真正认识甲骨文的价值并开始广泛收集，^[11]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近现代史上是斯坦因首先发现简牍的，如果要纪念简牍发现的话，1901年是可以作为一个纪念日期的，但是，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依布拉欣姆的！！

　　可见，“中国古代的简牍档案，近世之人见其实物并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是从1901年第一枚简牍出土开始的，至今整整一百年了”，^[4]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说“第一枚”就不见得对了。 　　胡平生 先生曾撰文介绍20世纪发现的第一枚汉文简牍：“仅仅比他（指斯文·赫定——笔者注）早两个多月，斯坦因已在和田附近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汉文木简。那是1900年12月25日圣诞节，斯坦因在清理丹丹乌里克的一座佛殿遗址时，首先发现了一些用草体婆罗谜文字书写的残纸，继而又发现了两块木牍，一块也是用婆罗谜文字书写的，[2]另一块是空白。随后，斯坦因在一个房角发现了一个描绘着花卉图案的木碗，‘显然是中国货’。他后来在《沙埋和田废墟记》中写道：‘此后不久，证实了我的这一猜测。好象是要证实我的有关该房屋居民的猜测，首次发现了汉文文书。那是一根红木棍，长约14英寸，宽约1英寸，两面都削平了一部分，各有几竖行大约12个汉字，大部分墨迹已很模糊’。在《古代和田》一书中，斯坦因作了更细致的描述”。^[12]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把斯坦因在我国发现简牍的时间由1901年提前到了1900年，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的观点与看法，即近代史上我国简牍最先由依布拉欣姆于1900年发现，而大量地、较为科学地发掘是斯坦因在1901年实现的。也许正是这样，我国才把1901作为简帛发现的时间，2001年学术界就曾举行了一系列纪念简帛发现一百周年的活动。

　　二

　　    简牍自从1901年在我国大规模较为科学地出土发现以来，至今已经发掘出了几十万枚，而其具体的数量尚不得而知，这里我们也只能作以大概的统计。1999年李均明先生在为汪桂海先生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作序时这样认为：“迄今我国出土简牍总数已逾20万枚，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简牍文书，另一类是简牍典籍。今见之简牍文书不少于16万枚，占出土简牍总数的四分之三强”，而2000年笔者略作统计，认为我国出土的简牍档案达十七八万枚之多，然而，现在发现这些数字太偏低了。

　　胡平生、宋少华两位先生曾对1996年以前出土发现的简牍数量作过一个统计，他们认为简牍总数约在9万片左右。^[13]而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j22井里发掘出大量的竹木简牍，据当时估计，总数达10万枚之多。虽然这次发掘的报告以及后来的文献大都采用此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这个数目并不准确，而且还和实际情况还相差甚大。“1996年10月在长沙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数量达15万枚之多，超过了以往所发现简牍的总和，为研究‘三国·吴国’增添了新的历史文献，成为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目前已清理12万枚，除已公布的2400多枚木简以外，现已完成1万余枚竹简的释文”；^[14] “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大量的三国吴简，数量有17万枚左右，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目前已经清洗了12万枚，还有5万枚带着泥巴的简牍静静地躺在长沙市博物馆的仓库里”。^[15]所以保守地说，长沙走马楼简牍也有15万枚之多。之后，又有一批批简牍出土发现，比较有名的则是湘西里耶秦简，出土了36000余枚。也许人们对简牍的统计标准并不完全一样，有人用“枚”，也有人用“段”，还有人用“片”， 来计算出土的简牍数量，另外即使是考古报告中也用了“大概”、“大约”、“约”或“余片”来表述出土的简牍数量，误差肯定是有的，但是也不能错的太多，所以我们相信目前出土简牍的数量至少是30万枚。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无字竹木简牍也计算在内了，我们要统计出简牍文献的数量，就不能把这些无字简牍计算进去。胡平生先生说得很好：“简牍最重要的是文字，没有文字，枯木朽竹有何意义？”^[16]也许无字简牍可以用来做试验等等，但对于统计简牍文献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除去约10%的无字简牍，现存简牍文献也有27万枚。

　　张鑫昌老师在为陈子丹老师的《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作序时曾明确指出：“很明显，金石档案是金石文献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它只有是严格意义上的、原始的、可靠的、有价值的文件，才可能是金石档案”，同样的道理，简牍文献也并不都是简牍档案，简牍档案只是简牍文献的一部分。敦煌遗书亦是如此！李学勤先生说：“现在大家都已了解，古代简帛就其性质来说，可以基本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如随葬的遣策等应列作附属（《尹湾汉墓简牍综述·序》，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实，遣策和文书一样，现在都可划分到档案这一类中，因为遣策实为私人档案或个人档案，那么发掘出的简牍文献据其内容就可划分为档案和书籍两大类。而从考古发掘的简牍实物来分析，绝大部分的简牍文献都是档案，像长沙走马楼简牍和湘西里耶简牍几乎都是档案，所以简单地说，档案恐怕也要占到90%以上，甚至能达到95%。因此，现在的简牍档案总数大概就是25万枚。相信以后还会有所发现，也许可能发现的更多。

　　从探讨我国近代以来简牍发现的情况可知，以前我们略有不足之处，现在得出的观点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全面地去理解有关简牍的一些问题。统计出简牍文献与简牍档案的数量使我们明白不能再笼统地做“简牍研究”或“简帛研究”了，应该开辟专门的领域，我们可以从分析文件系统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史。同样，以往档案界只在理论上承认简牍档案的存在，并且研究力度也远远不够，实践中又把简牍档案拒之于门外，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张会超.中外简牍档案比较[j].档案与建设,2000(9):17—18.

　　[2]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p20.

　　[3] 张会超.简牍档案的出土发现与形制[j].档案,2003(3):25—29;张会超.简牍档案小议[j].档案时空,2003(6):35—37.

　　[4]杨小红.简牍档案百年述论[j].档案学通讯,2000(6):73—75.

　　[5]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p157.

　　[6]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4.p47.

　　[7]斯文赫定著,向达译.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m].上海: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版.p312—315,p352—355.

　　[8]王樾.尼雅考古大事记[j].文物天地,1997(2):12—14.

　　[9]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m].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2月第一版.p52,p66—67.

　　[10]张会超.纪念敦煌发现一百周年[j].湖南档案,2000(1):15—16.

　　[11]张会超.甲骨档案发现一百周年追论[j].档案天地,1999(5):14—16.

　　[12]胡平生.20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j].文物天地,2000(5):8—10.

　　[13]胡平生,宋少华.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3):79—89.

　　[14]周立耘.专家聚首读“吴简”[n].人民日报,2001年8月22日.

　　[15]明星,张翼飞.破解十七万“三国吴简”需一个世纪  专家说清洗一枚竹简需要四十分钟左右[n].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21日.    [16]胡平生.清水塘读走马楼简杂记[j].文物天地,1999(6):38—41.

　　  作者：张会超（1978—），男，汉族，河南郾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信息管理学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档案史学等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1] 这里可能有误，因为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简牍的出土发现最早见于《汉书》的记载。

　　[2] 这里有误，前面说是汉文木简，现在则说是用婆罗谜文字书写的，后面又说是汉文文书，不过发现了简牍却是事实。

　　lantai曰：本文首发于《东陆学林·第十三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